夫得是而穷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德充符》）庄子认为，好恶是情的表现，而好恶会伤身。
⑦三人与道德无论是论人，还是论物，庄子的观点是既神奇，又充满形上意味。这种死亡观不仅与世俗观念背离，同时挑战了儒家循俗守礼，慎终追远的人道精神。而区分物我、人我以及其它是非对错的能力，叫做知。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
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因为，不但情的感发本身就是一种全身心的反应，而且，仁的践履本身也是一种身体行为。在佛学的刺激和影响下，宋明儒学由所谓外王转向内圣，拓延出宋明理学和王阳明心学。
不过，这也是一个说脏话没用的时代，一个没人再用不要脸来骂人（这曾经貌似是骂人的大杀器，但如今就显得太奥特曼了，太不给力了）甚至用来夸人（指某人深得人至贱则无敌之精髓，厚黑有术、成功有道嘛，啧啧，咱真的做不来，不服不行，对吧）的时代，有枪便是王，有奶便是娘，无耻感，无荣誉，有的人宁愿在吃乳中死亡，也不愿在耻辱中爆发，宁愿争做他国的移民也不愿成为祖国的公民，不管是中指还是小指要是想起作用，除非每一个人（至少是多数人）的心灵中天赋的异禀、野蛮的骄傲之醒觉，像真正的人一样活着（living）之勇气的归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Nous是个人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的渊源，是心灵中的理性部分，可像神灵一样莫名其妙地直接认知真理（Nous must somehow perceive truth directly in the ways gods and daimons perceive），是至善的形相（Form of the Good）。平等是个人与他人的桥梁，或者说，若没有平等，个人与他人便发生了断裂，那么，个人也就不可能成为人。黑格尔评价孔子学说是一种常识道德，任何一个民族都能找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他（孔子）的思想中含有一种反复申说、一种反省和迂回性，使得它不能出于平凡之上。
《中庸》中则可能是故君子尊悳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遗憾的是，虽然李贽在当时的影响十分大，但结局却是被儒士集团深文周纳、迫害致死。
当然，与人类的生存变迁一起发育出来的原初神话、图腾禁忌、龟占卜筮等，都对人的自我意识和争心起着一定的导引、调和和规范作用，但这些在其原初阶段，也就是说尚未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宗教信仰力量时，只能是外部性的、调节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人可是只有一辈子的哦。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样，悳通过与玉的类比就与理联系起来了。
而且，苏格拉底用同样的戒律劝告那些想报效城邦的有理想的青年。不聪不明，不聖不智，不智不，不不安，不安不乐，不乐亡悳。德（悳）者，核理而普至。同时，仁也包含了人-人（己-人）或己-群关系，樊迟问仁。
在对启蒙的反思中，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萨克斯（Jonathan Sacks）写道：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遵循苏格拉底的思路，把杜甫的伤感之词改为飘飘我所是，天地一沙鸥，那是不是就是另一番境界、另一种活法了呢？[38]实际上，所谓的中西文化之别，根本上是主体的体现方式的差异，也即关于自我（self）的观念的不同。
最近，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一个名曰‘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不妨再回想一下殷周之剧变，周公制礼对德（悳）的内涵进行了改造，后果可能就是华夏文明分裂成为周文化和楚文化。
可怜可叹可悲的大多数中国父母，真心是毁人不倦啊。儒家主张克己复礼，便希望天下人都克己复礼，否则嘛，后果就有点严重了，如果不克己复礼，那便就是不仁，就是非人，非人只配非人的待遇。当然，这套周孔主义的名分划分在今天仍然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谓的高富帅（屌针）与矮穷丑（屌丝），不就是过去的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人上人与人下人以及李斯的仓鼠与厕鼠的二分法之新版本嘛，异名同实，千古一辙，中国人只有这么一种活法，中国的历史不过就是烙大饼，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上下之争，而不是左右之争。或者反推，遗忘了自尊（及内在许诺的自由），就搞不清何为私，搞不清就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就不可能内生出自制、妥协及相互性的规则，没有自制、妥协和规则，人际间的相互作用就极强且充满不确定性，那就需要一种外部的老大哥来调节甚至控制和压制来供给一种秩序或曰稳定，国人不是常因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叫来警察嘛，逐渐地，老大哥就获得了自身的正当性，自治反而也失去了本身的基础，一个自由度极低的社会便型固了，无规则，靠侥幸，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当人与自然的竞争阶段演化到人与人的竞争阶段时，大禹治水可以看作是这种转换的标志性事件，体现人之德（悳）贤显著差异的大事件就少了，也即大家都服气的客观性指标在减少，而不那么服气的主观性指标在增加。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当然，我们不妨通过观看日本人来体会一下克己复礼的严格形式，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政道稳定、连续）塑造出了日本人稳定的集团型心理结构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秩序精神，但人不可能无欲无求，所以有压抑的日本人之说。而官迷孔子的命运呢，却是不断被批驳、被打倒，即便当下貌似有了一些吹捧者，但大多只不过是一些生意人，经济抑或政治生意。
毋庸讳言，中国人的任何生活细节无一不被政治所深深笼罩，只是大多数人不知或装不知而已。当然，最核心的扭曲力量是恐惧，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
[28]苏格拉底坦陈自己是一个有爱欲（eros）的人，但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爱欲，不需要与别人竞争，损人利己，争名逐利。（《与某书》，《戴震全书》卷六）我们都知道，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杀身成仁，但请别忘了还有一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实际的历史是，儒者们更喜欢做自己的君子，杀别人的身。
而且，孔子将这种敬重扩展到了四海之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演化成一种以长为尊的兄弟观。学习对哲人而言，是一种充满爱欲（eros）的活动，热爱学习是一种爱欲，是人对整全的渴望的另一种表达。这种关于文化的认识论，可以说是我们既避免陷入极端的文化绝对主义和消极的文化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在认知上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一种教条主义）又能保持一种积极而审慎、开放而稳定、宽容而不放纵的多元主义的智识保证，且是唯一保证。阿尔西比亚德是一个一心只想参与政治、掌握城邦命运的年轻人，而且是希腊著名的高富帅，相貌英俊，出身显赫[13]，不过，他不以拼爹为荣而以拼爹为耻，大脑里有一种不同于靠他的亲戚、家庭和财富生活的意志的东西，宁愿今天就死去，也不想过一种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的生活。
另一个人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当然了，凡是涉及辩证法的问题，在大多数中国人脑子中基本上是一团浆糊。
自从苏格拉底缔造了真正的个体（individuals）——自由是内置于其中的（Freedom/Liberty Inside）——以来，西方文明就具有了一种个体与俗世之间的张力，即being与becoming或者说physis（nature，自然，天性）与nomos（convention，习俗，律法）之间的张力，个人的尊严之城、求知之欲、明澈之心、智慧之乐和幸福之爱，最终赢得了超然不可侵犯的权利地位。在《politeia》（《政制》）中，苏格拉底与对话者尝试探讨正义问题，但所有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与早期对话中尝试给其他美德或美德的本质下定义的情形完全一样——终结于无知的困惑中。
孔子可是真够绕的，那我们还是得理一下：克己复礼为仁——仁之本，孝悌也——孝悌者，无违——无违，即生、死、祭以礼孔子绕了一个圈子把仁拐向了礼，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
5．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安宅舍弗居，狂驰惊奔骛。哲人只不过被误解了，民众则被误导了。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不过，我们不妨转过头去看一看苏格拉底的话语中的自我或者说人，或许就会有一些关于人的不一样的理解，并能更深刻地体会儒学的非人化。即便是纯按照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思路，纯按照狭隘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考量，真心为了孩子将来的生存或者说竞争力计，那也要至少明白什么叫错位竞争、差异化竞争或者反周期操作吧，把自己的孩子与其训练成任人挑选的白领，那何不培养成挑选别人的leader呢？要知道，21世纪最缺什么，最缺的是leadership（领袖力，领导力）与creativity（创造力），中国古人（比儒家古得多）的用词是王与聖，奥巴马的leadership难道能靠琴棋书画培养出来吗？乔布斯的creativity难道能靠琴棋书画训练出来吗？Leadership与Creativity的渊源，即是悳，即是nous，即如独立、探索、专注、坚持以及整全的理解力和清晰的判断力等自然天赋，这些自然禀赋在一个已经降临的风险社会中尤为重要，可怜可叹可悲的大多数中国人，总是什么热就干什么，但结果总是错过周期。
虽说禅让制因为无史料可徵，至今仍属于传说的范畴，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有学者认为存在。一言以蔽之，孔子之错，就在于不知人而立仁，结果却是吃掉了人。
这恐怕是人治至今难以转型升级为法治的原因之一。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51]，德国汉学家顾彬（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所说，中国人始终就是在混日子，威廉·柯珀所说：只要是奴隶，无论他多么知足，都不可能知道自由可以显示出的万千魅力[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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